人民币大幅升值使三分之二的出口商成本大幅上升,碳市场将成为推动我国电力清洁低碳发展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出口同比仅增长4.3%,较11月份12.7%的同比增幅大幅下滑,中国曾希望,随着全球经济好转,出口将回升。

要以碳统领来统筹其他效率,以碳排放量为统一考核标准,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碳资产地位的确认,才能有效解决当前电力发展的主要矛盾,引导产业结构重组。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称,人民币被人为地低估,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出口。美国认为人民币目前仍被低估。中国说,人民币目前接近均衡水平;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四年磨砺,七省市试水,以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碳交易体系推动我国电力工业绿色发展的创新举措,终在2017年底落下实锤。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方案,提出通过配额制赋予碳排放权商品属性,使其具有稀缺性,允许配额在减排成本不同的企业间通过交易手段自由流动,以达成减排目标和经济收益多方共赢的效果,碳市场将成为推动我国电力清洁低碳发展,体现国家意志,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的强劲东风。

不管怎样,不断走强的人民币都正在损害中国的出口商,特别是低成本制成品的生产商。

根据国际能源署碳排放总量占比全球碳排放总量超过四成。在我国,受能源资源禀赋制约,长期以来电源结构以煤电为主,煤电发电量占比超过70%,每年消耗全国煤炭近半,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随着国家低碳发展政策要求逐步提高,以及在《中美元首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巴黎气候大会上所作国际承诺,促使电力行业加快低碳转型。近十年来,电力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发电效率和新能源装机比例不断提升,技术减排和结构减排取得显着成效,有效削减了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但随着技术减排空间压缩和成本提高,探索更经济有效的碳减排途径十分必要。

中国海关总署最近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人民币大幅升值使三分之二的出口商成本大幅上升。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以低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欧、美国家已有较为成功的实施案例。2013年开始,我国陆续启动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对配额分配、基准线、交易平台等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试点实践,试点市场的参与者、交易量不断增加,履约率不断提升,试点范围内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呈现了双降的趋势。但同时,试点经验中也暴露出碳市场顶层设计机制缺失,市场活跃度低,发电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以及对碳交易认知不足等问题。2017年,发电行业率先启动全国碳市场,首批进入碳市场的电力企业达1700多家,排放量超过30亿吨,其规模已远远超过世界上正在运行的任何一个碳市场。无论是从国家立法层面,还是就企业执行层面,如何利用好碳市场这把“双刃剑”,运用看不见的碳交易手段实现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都需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完善。为此,本刊特专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就电力企业参与碳市场、碳市场顶层机制设计,以及碳市场构建路径进行深度阐述和解读。

很多出口商抱怨说,它们受到工资和其他成本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严重挑战。人民币升值是令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中国产品在海外变得更贵,企业以本币计算的利润减少。

市场减排是我国电力绿色发展的最优手段

一家为制衣厂供货的中国皮革供应商说,不断上涨的工资和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用人民币支付费用和工资,但发货单上的计价单位却是用美元。

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电力行业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保持中高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已达17.8亿千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6.3万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4538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量625千瓦时,但人均指标不及欧美等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一半。从全社会低碳发展要求看,提高电能比例是趋势,国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预测到2020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达27%。由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决定了煤电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支撑我国能源电力转型的基础。

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人员福达计算的结果,2010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人民币兑美元实际升值幅度为18.5%,而人民币兑一些亚洲货币的涨幅则更大。

“近年来,由于受到燃料成本价格不断攀升及环保改造投入持续加大的影响,煤电企业生产经营压力陡增,节能减排空间趋窄。”王志轩介绍,首先,经过多轮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现役煤电机组的节能减排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节能降耗潜力已被充分挖掘,继续提高减排效率的空间有限,再改造经济投入巨大;其次,随着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的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煤电机组参与调峰,年利用小时、负荷率持续走低,影响机组运行经济性,特别是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参与调峰,不能在最佳工况下运行,低能耗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其三,通过煤电结构调整节能的潜力逐步下降,以新增机组的方法优化煤电机组结构降低供电煤耗的空间越来越小,加之煤电环保设施的持续改造,总体上增加了烟气系统的阻力,从而增加了能耗。

澳新银行在一份客户报告中说,2013年,人民币的升值损害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从电力发展趋势看,通过以往强制性技术标准推进深度减排的空间已逐渐收窄,只有通过机制引进和创新,利用市场手段才能更好地挖掘减排潜力。通过建设碳市场,利用碳约束倒逼电力结构优化,挖掘减排空间,淘汰化解落后产能;通过碳交易,发现碳价格,从而使低碳发展的价值真实地体现在具体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生产运行中,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更具经济竞争力;通过市场机制,发现不同企业在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在达到减碳目标的前提下,使减碳成本更低的企业获得收益,使减碳成本高的企业实现低成本减排,从而整体降低各个企业碳减排成本;通过碳资产运作、碳金融等活动,扩大低碳发展空间,促进形成新的技术减排潜力,引导低碳技术新兴投资的蓬勃发展。

为应对不断上升的成本,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很多制造商开始将生产转移到更便宜的内陆工厂或柬埔寨、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其他国家。

从短期来看,碳排放交易政策的推行毋庸置疑将推高发电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其对企业发展的正面激励作用不仅体现在对企业节能技术改进的激励,同时也有利于增加企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企业改进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水平。从企业的角度,碳资产具有准物权属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一方面碳资产管理属于全新的管理内容,需要逐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最终形成完整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另一方面,碳资产管理涉及碳排放权配额管理、核证自愿减排量、碳排放权交易资金管理等诸多方面,需要企业逐步摸索和实践。

“虽然现在对于煤电企业来说减碳空间很小,但并不等于没有空间。目前常规污染物的控制对燃煤电厂来说基本告一段落,所以今后企业发展的思路要向低碳方面转移,决策层要更加注重碳管理,提高对碳交易的认知,同时要向降碳技术方面发展,人、财、物要向碳市场、碳收益、碳资产方向倾斜。碳市场启动后,将会倒逼企业研发新技术,拓展减排空间,引导和加速新兴投资。”王志轩强调,碳市场是达到同样既定目标情况下全社会碳减排成本最优的手段。

新时代、新理念和新机制,都要求企业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决策层更加注重碳管理,提高对碳交易的认识,把重点转移到碳排放控制上来,从我国能源绿色发展的整体规划出发来设定企业自身低碳发展战略。同时,确保在节能环保改造、技术研发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探讨利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碳排放,并与现有系统紧密结合,以数字电力控制污染物排放;对所属电厂进行设备改造,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行和维护水平,保证设备高效运行,减少非计划停机情况下启停过程中的超水平能耗和排放。

人民币大幅升值使三分之二的出口商成本大幅上升,碳市场将成为推动我国电力清洁低碳发展。构建以低碳为统领的电力绿色发展体系

“目前我们对于控碳或是控煤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多误区。要构建碳市场的顶层设计,首先要认识到,在目前控煤不是突破碳约束的关键,是否实现低碳才是推进电力绿色发展的成败要因。”王志轩说,“要以碳统领来统筹其他效率,以碳排放量为统一考核标准,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碳资产地位的确认,才能有效解决当前电力发展的主要矛盾,引导产业结构重组。”

长久以来,关于“去碳化”与“去煤化”的争论不绝于耳,而对于以煤为主的我国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而言,单纯控制煤炭的使用量来达到减碳目标并非最佳选择。目前我国通过技术手段、结构调整、以及市场和行政手段,在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控制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在我国碳减排宏观目标确立的基础上,应以低碳发展为统领,建立健全配套法规政策体系,与电力体制改革有效衔接,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和创新低碳能源生产和消费。

“从目前碳市场推进的程度来说,我国碳市场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法规基础,这是以国家战略和政治决策为统筹,在全国人大的决议和电力发展五年规划里都有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具体表述。但目前,碳市场的法律基础不牢,还不能做到法制化管理,应当加快推进依法减碳进程。”王志轩认为,“碳市场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相当复杂。顶层设计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命题。由于碳市场涉及到专业领域、地域、主体、政府机构等方方面面,在碳市场的立法中应当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结合政策体制改革完善原有的法律法规架构。现在虽然有了一定的法规基础,但是顶层设计还没有完全的明确,缺少法律层面上的制度。在部门关系、基本原则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市场导向,政策先行,清晰明确的政策是实施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目前电力行业实施与碳排放交易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和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有关碳交易的法律和相关政策缺失,如应对气候变化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碳交易市场规则等尚未正式出台。同样,对于现有法规政策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能源资源、节能降耗、污染物减排等法规政策对电力企业低碳、环保、节能等要求存在交叉、矛盾、不合理等问题。由于节能、减碳、减常规污染物之间既互相促进,也有互相矛盾的情况,法规政策间协调不够,将直接触及各种目标之间不协调的矛盾点,导致电源与电网不协调、可再能源发电无序发展、煤电发展定位摇摆等问题,影响到节能、环保、减碳之间的协调和衔接。比如过度环保要求会增加能耗;过度节能会增加水资源等消耗,节能并不一定减碳等,还影响到强制性的限额要求与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在应用上的矛盾;节能、环保调度与经济性的矛盾,减少弃风弃水与煤电利用小时数下降造成能耗升高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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